引言

　　理论包容性与理论批判性的概念与包容性和批判性的概念没有显著的差异，只是前者强调对理论的包容性和批判性。包容性具有两个特性，即兼收并蓄和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是指主体“海纳百川”式地吸收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事物，不断充实丰富主体的内涵，积累事物的量变，最终实现事物的质变。求同存异的含义非常丰富，可以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等领域。这里求同存异偏向于思想理论，它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共性，保留个性，不搞“一言堂”，倡导“百家争鸣”之状，不断促进思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因此，包容性不是各种事物的简单加总，而是经过主观的努力、能动的加工以及客观的根据，实现思想理论的发展和繁荣。批判性来源于希腊文“kritikos”，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受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大哲学家们的追捧，批判性的魅力可见一斑。有批判性的个体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明晰的辨别力、准确的判断力、智慧的回顾性反思等特性。批判人人都会，但是要成为一个有批判思想的人难度就非常大了。在哲学中，批判性又叫斗争性，此“斗争性”非彼“斗争性”。本文所说的斗争性是指对现实世界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更确切的说是辩证的态度，面对一切事物都要辩证地看待，保持思想的客观，还原事物的本真。理论包容性与理论批判性两者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包容性寓于理论批判性之中，理论批判性寓于理论包容性之中，两者互相配合，相互交融。同时，理论包容性与理论批判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理论包容性重在发展思想过程中吸收事物，而理论批判性重在发展思想过程中扬弃事物，两者缺一不可。海南热气球租赁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哲学家卢卡奇和科尔施等人一起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自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当代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股哲学思潮而逐渐盛行于世，但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派。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概念提出，最早是在1930年，原德国共产党理论家科尔施在当年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后有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等，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形成了学派林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林。“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生产出以来一直是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播，有学者就提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1]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无缘，而将之排除在自己的域限之外，或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而大加批判，都不是成熟的理论态度。[2]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用。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有着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它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亦是难能可贵的。本文拟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理论包容性与批判性，略作探讨。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容性

　　一个学派总有其萌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任何一个学派都是不能孤立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总是吸收别的学说、流派思想，不断完善自身，并逐渐趋于成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理论包容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便深谙其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发展”自己。一方面，其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构筑自身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3]

　　（一）援引“前马克思”时期理论成果，解释马克思主义

　　“前马克思”时期理论成果是指马克思主义未形成之前，社会上已经形成的一些思想理论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思想体系，其形成的“原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收了“前马克思”时期的思想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们（包括卢卡奇、科尔施等人）都不约而同地从“前马克思”时期寻找哲学渊源。“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体系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前马克思”时期的色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返回到“前马克思”时期，期盼寻找到一些“有利因素”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义。

　　第一，回到“前马克思”时期的必然性――马克思哲学遗产的局限性。事实上，在科尔施和卢卡奇作出批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一窝蜂”地批判乃至公然“拒绝”恩格斯后来的著作。随着这种“拒绝潮”的汹涌，恩格斯昔年的贡献逐渐被人刻意淡忘。恩格斯的贡献被“拒绝”后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哲学遗产出现“人造”局限性。为了修补马克思哲学遗产的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就绞尽脑汁去寻求依托，而这个依托从哪里来呢？这就要落到“前马克思”时期的理论成果上。因此，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理论家们纷纷求助于欧洲更早期的哲学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在理论上的“前马克思”哲学复兴。

　　第二，回到“前马克思”时期的必要性――寻求理论创新和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回到“前马克思”时期，也不是老调重弹，反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创新，一种突破。这是为何呢？首先，“前马克思”时期的哲学理论是非常丰富的，几个世纪的积累其量何其之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绝不可能单凭几句话就可以轻松解决几世纪以来的思想理论。其次，马克思哲学理论也不可能是包罗万象、面面俱到的，它深受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熏陶，却不能说网罗上至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下到近代康德、休谟、笛卡儿等哲学家的思想精要。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有出发点，数量少、范围窄，缺乏创新与发展。因此，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对象，重新进行一番考量，才能打开局面，解放束缚。最后，回到“前马克思”时期可能遇到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比如伦理学、形而上学、美学、逻辑学等，多元理论的碰撞衍生出新思想、新理论，甚至触及古典思想，达到更高的境界。 　　第三，回到“前马克思”时期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利用“前马克思”时期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解释以构建其理论体系，卢卡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他指出：第二国际对黑格尔的态度是非常轻蔑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习惯性地把黑格尔的地位贬低，摘除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的头衔，抹除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卢卡奇从第二国际理论家身上找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破口，首次把黑格尔提高到在“前马克思”时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高度。卢卡奇对黑格尔进行的重新定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历史性的作用，其影响渗透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回溯到“前马克思”时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利用“前马克思”时期的理论成果解释马克思主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续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并打上深刻、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利用“前马克思”时期的哲学理论解释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已经变味，在这里暂且称为“马克思主义”）为基点融合众多“前马克思”时期的哲学理论，突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

　　（二）借鉴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成果，补充马克思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思想成果非常丰富，不管是种类还是内容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异化”严重。暂且抛开这部分的担忧，来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是如何利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思想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补充的。

　　第一，性格结构批判理论――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尝试，其代表人物是弗洛姆，他建立了性格结构批判理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上的“空虚”。弗洛姆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改造成为了社会心理学，从性格结构出发来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揭示了现代人面对自由时的两难困境：或者不堪忍受自由的重负而逃避自由，重新依赖和屈从于他人;或者争取建立在尊重个性基础上的积极自由，这就需要扬弃逃避自由的性格结构，重新建构人的性格。[4]以此为核心，弗洛姆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生存环境，并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发，力求探索出一条人类解放大道。

　　第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20世纪是一个混乱的世纪，现实的战乱纷扰与内心的和平渴望的矛盾，社会的束缚羁绊与理想的自由解放的矛盾，交织反映了人们内心的状况。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萨特主张以彻底的自由理论对人的生存和异化的现状进行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不断地尝试着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他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代替物的存在，这两个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的结合，形成了以个体实践为核心的辩证理性。[5]

　　第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阿尔都塞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融合了当时法国最为流行的结构主义，用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他期望通过结构主义所注重的结构性和系统化来约束社会上每一个自由的个体，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科学化。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拉康使用“意识”和“无意识”的概念去解释人的心理行为，认为人们的日常语言和行为，都是潜在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要寻求思想的真实性，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察、研究。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性

　　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离不开批判精神，否则哲学思想就如同一潭死水。哲学思想需要博采众长，提升自身的品质，这个过程需要批判。哲学思想需要批判地吸收其他门类、学派的思想，持续丰富自身的内涵，有效构建切合自身的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思想集合体，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就是理论批判性。从卢卡奇、柯尔施、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身上，可以概括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即注重以批判性继承者自我标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社会的变化、人类的境遇，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多元化的“批判的武器”（例如哲学概念、分析工具），然后凭借它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境遇进行了深而广的揭示，批判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

　　19世纪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进行了全方面的彻底批判，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其批判的方法和内容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许多学者都将之看成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6]1“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意识形态的“战场”，与资产阶级展开了较量，在名义上取得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者”的殊荣。

　　第一，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卢卡奇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扩展为一般性的“物化”概念，从“物化”的角度出发展开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人类活动总是倾向于偏离人类主体，用一种假装的“本质”的表象来掩盖其社会出身。在这种偏离的条件下，人类主体对自己生产和制造出来的死的东西顶礼膜拜，这是“异化”的表现，但同时也是思想和实践的后果。[6]9在思想精神上，人们受到“物”的“诱导”，模糊了整个社会现实生产与发展的过程，“拜物教”也就随之产生了;在社会实践上，“存在即合理”把改造社会现实的主观能动消解掉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其《物化和资产阶级意识》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该文旨在解释物化全面地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这种渗入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卢卡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就做出了自己的阐发：他已经不满足于将物化概念用来批判政治经济学，而是将其扩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领域、包括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全面的批判。[6]9

　　第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葛兰西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拒斥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远离结构的定义，而且可以肯定，并不是意识形态改变结构，而是正好相反;可以肯定，既定的政治结论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他不足以改变结构，尽管它认为自己能够改变;可以肯定它是无用的、愚蠢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纯粹的表象、无用的和愚蠢的东西。”[6]17葛兰西将意识形态形容为“纯粹的表象”“无用的东西”“愚蠢的东西”，将意识形态消极的一面阐述得淋漓尽致，甚至在他的著作中，四处弥漫着意识形态的坏的意义，还“引经据典式”地在恩格斯与布哈林的著作中“种植”上被改变了性质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继承了卢卡奇关于资产阶级主导生产关系的思想，认为知识分子在霸权实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被其所培养的知识分子四处散播，使其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被动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情感结构，这也是教育权威、教育霸权的一种体现。 　　第三，阿尔多诺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阿尔多诺“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艺术仅仅归结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形式”，他认为，艺术如果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的话，就忽视了艺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及其独立于现实而存在的珍贵本质。[6]190在阿尔多诺看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是因为艺术是一个时代中得天独厚的那一抹“清新”即超越时代的表现力，是因为艺术从其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都透露出一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的气息。阿尔多诺认为，在现当代，艺术必须以其认识真理的独特功能，驱散掩埋其上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庸俗。阿尔多诺还举出关于音乐的例子，他把音乐与人类的解放放在一起，认为音乐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先声，预示着人类必将脱离迷惘状态，走出一条精神上的“康庄大道”。

　　（二）“现代性”的批判

　　何为“现代性”？在时间意义上，“现代性”表征为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时期;在空间上，“现代性”代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发端于欧美，始于15世纪，哈贝马斯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7]在马克思时期，对“现代性”的探索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新的“现代性”的问题，还开拓、挖掘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将矛头直指现代性的两个基本问题：理性和自由。[8]他们认为，在探索“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正是由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出现了偏差，才导致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而“现代性”危机在于近代启蒙运动后的理性替代中世纪的神性蜕化为“新理性”即技术理性。在这种“胆大包天”的“理性”支配下，“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变异了，人虽然成为世界的中心，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就连自身的欲望与需求都被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异化的大众文化，人们受其冲击，自我批判、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发展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迷惘的人们很容易就把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当做较佳的制度接受下来，而这个社会也就成为异化的社会。

　　第一，“异化”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介绍了“异化”，认为“异化”是主体的对立面在发展过程中反对主体自身的哲学范畴方面的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具体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主要包括人与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人自身之间的互相异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马克思所理解的“异化”在他所处的时代可以适用，但是拿到现代社会将会出现“水土不服”。现代社会形势复杂，其程度远超18、19世纪，发生“异化”的社会元素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能预想到的。他们认为，“异化”问题低调地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它揭开自己的面容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病理”。[8]而这“常态病理”笔者需要解释一番，这种病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人自身以及关系的异化，如现代社会中，人作为人力资源成为一种商品，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支配原则是利己主义;二是指消费的异化，如现代社会的消费仅仅是为了满足刺激而进行的消费，失去了消费的原始意味;三是指艺术和心理的异化，如艺术沉沦于溢美之词，心理受到强制性引导;四是指日常生活的异化，如人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自我，成为生活异化的牺牲品，忘却了生存的意义，这种生存的忘却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

　　第二，大众文化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媒为媒介而流行于社会之中的通俗文化;它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的融合，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在平时规制着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扶持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和维护现存社会状态的顺从意识。[9]19世纪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大众文化还未表现出它的强大的负面舆论压制，全球性的文化对19世纪的人们来说还是比较超前的思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大众文化作出恰当的估计乃至批判。但是，进入20世纪，社会生产力已经不同于19世纪，工业化和信息化促进大众文化的普及，文化与商业的融合，从而形成了浮夸、虚假的文化。在满足人们一时的快感的同时，统治阶级通过对这种文化的宣传，成功地实现了对人们的欺骗，进而，操纵人们的思想，培养出维护统治的“自觉”意识。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模式，藉此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品化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文化事业的损害。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在理论阐述和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狭隘性、腐朽性，也成功地揭露出统治阶级以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辩护者”的企图。

　　结语

　　综上分析，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有诸多思想误入歧途，但它毕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依然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非常庞杂，不是一人一力就能说得清楚的，它还有许多的“未知区”等待着人们去探寻。